2013年8月的一天，原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原主任周和平在一个项目报批文上特别签署意见：请古籍馆组织精兵强将集中精力开展“天禄琳琅”的修复工作，要作为全国古籍修复的重点项目予以支持，以此带动全国的古籍修复工作。另外，请古籍办在列入“国家名录”中的有影响且急需修复的古籍选出若干，列入修复计划，从经费上给予支持，以推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古籍？为什么这次修复得到如此重视？作为古籍修复“国家队”的国图是如何修复的？

　　最大的一次珍贵古籍的修复

　　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先了解何为“天禄琳琅”？

　　中国古代皇家对于书籍的收藏与整理至清乾隆时期达到鼎盛。“天禄琳琅”是清代乾隆皇帝将皇宫各处藏书中宋、金、元、明版旧书进行择选，掇之菁华置于昭仁殿而成的重要藏书。

　　虽为清宫珍视专藏，但从建立直至20世纪50年代，几经坎坷，磨难频生。期间火、盗、兵、蠹，致使藏书大量损佚，664部中已有近60部不见影踪。

　　目前，国家图书馆藏“天禄琳琅”279部，其中宋、元刻本占比较大，并且保存着《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最为珍贵的大部分古籍。这些古籍不仅刊刻年代久远，有的还是存世孤本，弥足珍贵。

　　2013年6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完成了“天禄琳琅”未编书的编目并对其进行了破损情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批书籍中百分之十属于一级破损。

　　“一级破损的古籍意味着急需抢救性修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说。

　　据陈红彦介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此为契机，计划开展“天禄琳琅”修复项目，用若干年时间完成这批珍贵古籍修复。随后，邀请古籍修复领域有关专家对“天禄琳琅”修复方案和工作计划进行论证。专家认为开展本项目对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致通过修复方案，建议尽快开展相关工作。

　　2013年8月27日，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经费的支持下，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天禄琳琅”修复项目队伍也随之组建：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资深修复师朱振彬担任首席专家，带领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骨干崔志宾具体承担修复工作。并在修复中开展青年修复师培训和针对性的材料检测、研发等工作。

　　这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最大的一次针对国图珍贵古籍的专项修复行动。

　　修复后的“天禄琳琅”中国经济网成琪/摄

　　科技融入修复中

　　“由于条件有限，修复工作是在半地下室开始的。”陈红彦说。

　　“由于‘天禄琳琅’藏书破损情况复杂且多样，这次修复难度很大，情况复杂，修复方案无法一概而论，而是需要针对每一册书进行‘个性化’定制。”朱振彬感慨地说。

　　“天禄琳琅”与国家图书馆历史上《赵城金藏》、敦煌遗书、西夏文献、《永乐大典》等大型善本修复项目不同，前者涉及藏品种类相对单一，在修复方案制定、修复材料的准备方面基本可以一次完成。但“天禄琳琅”藏书年代跨度大，呈现破损情况复杂、修复材料多样等特征，修复难度和挑战大于前者。

　　“藏品安全和藏品修复的质量优于藏品修复的速度。”本来计划4-5年完成的修复，最终是八年完成。

　　这期间，修复师们在“整旧如旧”的指导原则下进行工作，但又要根据不同问题对其灵活应用。崔志宾告诉记者，“天禄琳琅”藏书中有一个显要特征，即大多数藏书中都可见前人修复的痕迹。这样他们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保留还是清除这些“后来者”的遗存。

　　“修复首先考虑文物价值，过多的干预就影响了文物价值，所以修旧如旧，尽量保持文物原貌，不做过多的干预。对于这些遗存我们尊重历史，尽量保留原样。”有着四十多年修复经验的朱振彬说。

　　“哪怕它只留下了一点材料，我们也要尽量对其进行保护，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崔志宾记得，第一天修复时师傅对她说的这句话。

　　国家图书馆在此次修复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反复深入的探讨，最终在处理留有前人干预痕迹的古籍时，修复前充分分析其干预手段对当下乃至未来该书的使用质量及保存寿命的影响，从而合理把控当下修复周期需要复原的时间节点。面对不影响书籍保存质量的情形，需严格维护历史遗存，为后人留下客观实证。

　　依稀可见“天禄琳琅”修复后的痕迹 中国经济网成琪/摄

　　但有许多特殊案例，例如，过去以“连补带衬”等不当修补方式进行修复造成书叶纸张褶皱、板结、粘连等情况，如《班马字类》《孟子音义》等，前人的操作痕迹不利于古籍保护，本次修复进行了整改，尽量减少其本体继续劣化的可能，从而使留存时间得以延长；也有书叶纸张严重失去物理强度、亟需抢救的情况，水浸后严重粘连、酸化严重导致纸张酥脆，如《丹渊集》《唐类函》等，若不及时进行脱酸、加固处理，酸化范围将继续蔓延；还有絮化严重致使纸张变形、交互粘连乃至稀薄疏松的情况，如《六家文选》《太玄经解赞》等，如不对其进行局部甚至整体托裱，承载文字的纸张将继续劣变降解。

　　“在处理以上病害问题时，修复方案并非死板照搬‘整旧如旧、最少干预’等原则，在秉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工作中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朱振彬说。“现从修复成果来看，对古籍修复基本原则深入理解、灵活践行。“整旧如旧”贯穿修复工作始终，让以上难题均已解决甚至突破。”

　　此外这次修复还充分运用了科技手段，解决了古籍保护中古籍修复材料难配的困扰，让科学技术变为生产力在古籍修复领域得以实现。这也是科学实验室和青年古籍保护和修复师的科学素养一次完美结合。

　　“天禄琳琅”藏书所用纸品多样，破损类型亦是复杂，通过对藏书的原有材料、破损情况以及修补材料等进行了科学检测与分析，让以往以主观判断为主的修复工作开始有客观检测凭据，使修复人员更准确判断古籍各方面情况，以便制定更加精准的修复方案，大大提升了修复工作的客观性、合理性，“让本次修复工程在传承老一辈技艺经验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新时代文献保护的科学理念。同时，在修复过程中还以摄像、照相、文字记录等方式留下了很多珍贵资料。”陈红彦说。“这种一边科研，一边培养人才，一边传承技艺的模式，不仅取得了良好的修复结果，也助力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科研水平得以进一步提升。大量的检测数据、记录影像和文字成为古纸数据库和科学配纸的重要依据。”

　　“师带徒”培养人才

　　“天禄琳琅”项目既是古籍修复项目，也是非遗技艺传承项目。如何以项目带动修复技艺的传承？

　　一般来说，修复人才的培养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一种是通过培训班培养，还有一种是通过高校培养。

　　由于历史原因，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在年龄上存在断层，年龄段从60后直接跨越到80后。在这次修复中，国家图书馆大胆地采用了“师带徒”的模式。

　　崔志宾入馆第一年就加入了“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在过去，想参与这种珍贵古籍修复项目，至少需要有十年的经验才能去动手。“这是我职业生涯，也是我人生非常难得的一次经历。”崔志宾说。于是她从打下手开始，一边观摩一边学习，到最后直接参与项目。

　　“这些80后多为硕士研究生毕业，有一定理论基础和研究能力。在具有35年以上修复经验专家们的示范带动下，对破损情况复杂多样的‘天禄琳琅’藏书，通过实际修复工作掌握了相对全面的技能，并在项目修复过程中同时开展相关材料、工艺、设备、工具等研究。”朱振彬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培养了新一代古籍修复的中坚力量。”

　　“这种方式能原汁原味的使修复技艺得到有效传承，但是缺点就是慢。”朱振彬说。

　　2018年9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第九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将“天禄琳琅”修复作为培训主题，根据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附设的传习所及传习导师推荐，择优选出了来自北京、天津、山西等地在古籍修复一线岗位上表现突出的12位古籍修复业务骨干，接受培训、切磋技艺，参与“天禄琳琅”修复工作，在朱振彬看来，这也是作为古籍修复“国家队”的国图通过这个项目较好带动了全国古籍修复力量，为全国古籍修复人才培养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修复之后

　　2021年12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组织召开专家验收会，专家对修复项目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与会专家认为“天禄琳琅”修复项目超出了预期目标，是国家图书馆继“敦煌遗书”、《赵城金藏》等修复项目后，又一重要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在项目管理、修复步骤、修复技艺、修复材料、科研成果、技艺传承、技术创新等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全面、详实、丰富地记录了修复过程，将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也为此后大型古籍修复项目科学化、规范化开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资料，具有里程碑意义。

　　2022年1月7日，国家图书馆召开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重大成果新闻发布会，历时8年之久的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取得圆满成功，正式结项。

　　“该项目一方面是对‘天禄琳琅’藏书的修复实操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对古籍修复原则的进一步深化解读。围绕‘整旧如旧’形成了一个个更加具体、细化的课题，也产生了系列科研成果，在践行修复理念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做到了‘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这不仅是对修复技艺的全面施展，也体现出修复工作者日益严谨的治学态度，从而帮助进一步提升古籍修复行业水平。”对于这个项目，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熊远明做出上述总结。

　　据悉，2022年，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举办“天禄琳琅”修复展，出版相关修复成果，推广修复经验和科研成果。

　　“这些书修复好后，还能保存多少年？”采访最后，面对这个问题，朱振彬笑了，“现在保存古籍的条件好了，我觉得再保存二百年没问题。” （中国经济网 成琪）

　　来源：中国经济网